潮新闻客户端 汪菊珍

我的母亲不识字，却当了二十年的生活厂长。

那是母亲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大队要办石棉厂，写点笑清一色的生活女工。大队委觉得我母亲原是母亲妇女干部，做这个合适，写点笑就让她当第一任厂长。生活

说是母亲厂长，其实什么都没有。写点笑没厂房，生活没设备，母亲更没有把工厂运作起来的写点笑经验。母亲带人把我家东边的生活会计室改造成扎棉车间，西边的母亲民兵室做厂房，又跑到外地去学习。回来时，带回了人家淘汰的旧纺车和旧轧棉机，敲敲打打，修修补补，好歹凑出了大部分家当。

从那天起，母亲每天大清早就往东边的扎棉车间跑，去称料。石棉这东西粗，原料却有五六种，哪种多了哪种少了，都得留神。几百斤料，要在女工到来之前配好，已经够累人。这边还没忙完，那边缴纱的人已经排起了长队。验纱更麻烦，既要目测，又要上秤，一克都马虎不得。验完了，还得再跑到东边去，发扎好的石棉。就这么在自家门前来回跑，常常到中午还没吃上早饭。母亲的老胃病，就是那时候落下的。

母亲不识字，可她深谙质量的重要。为这，没少得罪人。那些妇人平时跟她亲热得很，可一不高兴，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得出口。每次这样，母亲先讲理，讲不通就不理。但回到家，她总要一个人坐在后门口吸烟。我们小孩一看她坐到后门口去，就一个个溜到外面去。到了第二天，她又跟那个妇人有说有笑了。“宰相肚里能撑船”，这是母亲常说的话，她就是拿这个来劝自己的吧。

农村最忙的是夏收夏种，叫“双抢”，可母亲那年月是“三抢”——白天拔秧种田，夜里还要照管那些趁农忙假来修扎棉机的师傅。有一天傍晚，母亲中暑又淋雨，老胃病发作，回到家就躺倒了。可到了晚上八九点，邻居跑来，说她儿子被扎棉机上换下来的刺条扎伤了脚。母亲硬撑着起来，先去看孩子的伤，又去车间把散了一地的刺条一根根拾起来，最后找了几根旧木条，钉了个简易栅栏挡在门口。等做完这些，已经是半夜了。

冬去春来，年复一年，二十年过去了。母亲当年的青丝变成了白发，建厂时还丰润的面庞也一天天老了下去。石棉厂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了两百来人，交给村里的利润一年比一年多。这二十年里，跟她搭班的会计出纳换了一个又一个，有的升职到镇上、县里，有的自己办厂当了老板。只有母亲，始终在这个岗位上，兢兢业业，成了第一任，也是最后一任厂长——八十年代初，新企业一个接一个冒出来，石棉这行当又脏又累，终究被淘汰了。

母亲想不明白，一个经营了这么多年的厂子，怎么说垮就垮了呢，她为此大病一场。后来，看到村里新办的玻璃厂、塑料厂，她才慢慢转过弯来。再后来，有亲友替她叫屈，说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说什么连一分养老费都没有，母亲听了，只是一笑。两袖清风，心里踏实啊。

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母亲八十好几的时候，当年的那些女工，还有村里的老老少少，见了她还是亲热地喊一声“厂长”。有一次我去朋友家，路过一个小村子，忽然有个妇人在后面追上来喊：“等一下！你娘身体好吗？”我回头一看，是张姨，满脸的关切。她家当年穷，她又快嘴快舌，母亲没少帮她，也没少为她怄气，“我们家造新房了，你叫她过来看看。千万别忘记啊！”

我把这个口信捎给母亲。“哦，她家也造新楼房了，儿子也该结婚了吧。”母亲喃喃着，像是在回想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，又像是在品味那被岁月洗过的情谊。终于，她笑了。我从没见过母亲这样动人的微笑——满脸的皱纹慢慢舒展开，满头白发也好似要在春阳下飞起来。

是啊，几十年的汗水，在几十年后换来这样一声问候，辛劳还能要求什么更多的报酬，人生还能有比这更值得骄傲的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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